五、学者人生分享 五、学者人生分享 公开讲述一段糟糕、屈辱、甚至黑暗的经历往往是有风险的。一方面，讲述者可能还在那个圈子中，讲述本身会得罪和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从而给讲述者带来麻烦。另一方面，倾听者未必买帐，有的是不懂、有的是不理解、甚至还有的会本末倒置。可是人性又具有极强的窥探欲和悲观性，总是对流言蜚语和小道传闻乐此不疲，并对里面的暗黑部分深信不已。所以，这种吊诡性让这类经验的分享总局限在一定的小范围。下面，我就讲讲我在博士期间听到的关于至暗时刻的人生分享。我后来也在想，为什么在我读本科和硕士时，几乎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呢？可能诚如我的那位狮子座师兄所讲，“博士才算真正踏进圈子”。那么入圈的人恐怕才有资格聆听真的教诲。
第一位愿意跟我，当然不只是我，分享自己读博士到之后找工作遇到的艰辛的老师是春珍泥，对，就是支持我退学同时让我不要感到内疚的那位女老师。春珍泥的学术生涯也颇为曲折，从耶鲁博士毕业，因为丈夫的关系，先去了英国找教职，后来不堪伦敦人各种排挤和刁钻，回到美国。她的丈夫是一位金融学教授，可想而知自然不喜欢待在现在这个大农村的乡下学校，可是生活就是充满妥协。她打趣道，自己丈夫的老板和同事曾评论道，“在学术圈混，换老婆比换工作容易多了。”春珍泥表示自己对郊区甚至农村生活没有意见，比起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某个智库里摆弄一些经济数据，她更喜欢在大学里授业解惑，所以她喜欢现在这个工作。
但是，她也几次毫不避讳却轻描淡写地提起这一路的心酸。比如，读博士时，自己写好的文章，被导师直接拿去署上名字发表。比如，我因为周四看完心理咨询再赶来上课有时会迟到，她知道后给我打气说，“我也曾连续几年看therapists（治疗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她那种坦然和豁达，以及经历过痛苦之后仍然选择微笑的勇气，让我很受鼓励。在她那门环境地理的研讨课上，她还时不时地会请一些来给讲座的外校老师到课上坐坐，讨论的内容也并不局限于地理学知识。她说，“我们虽然是一年级，但除了课业知识，还需要知道如何调整安排好生活的技能，因为学术之路是一条漫长且极其艰苦的路。”
在来访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的女教授。这位女教授性格非常直爽，说话直击要害，不会掖着藏着。首先，她看得清楚阶级问题和个人处境，也不避讳讲出来。她坦诚讲道，“我出生一般，是家中第一代上大学的，并没有什么家人可以提供学术道路上的意见和建议。一路跌跌撞撞凭借着兴趣竟然读到了博士，实属幸运。”我记不清她是否提到博士阶段受到导师或者其他人的摧残，但是印象深刻的是她提到找工作的不易，系里的权力斗争，以及在系里被男性教授打压。
我当时问她，“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坦言道，“Yoga. Yoga save my life.”（瑜伽，瑜伽救了我的命。）这句话之所以印象深刻除了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之外，更多的是唤起了我的一种共情。我在接触了心理咨询师之后，就一直坚持冥想。当时宋圆明问我，“为什么那么执迷于冥想”，我曾说，“为了续命。”当教授继续说，“我是认真的，没有瑜伽，就没有现在的我。”我知道她是严肃的，也可以猜想到她经历过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最后她说，“虽然过程曲折，但我很感谢现在拥有的一切，让我有一份支撑我生活的薪水，同时可以进行智力上的探索和教授年轻人知识。”这何曾不是我的理想呢？谋一份教职养活自己，同时还可以探索自己的兴趣并帮助年轻人。说到底，学术之路太奢侈，不是想走就能走。
另一位愿意跟我分享过往故事的是来自我们历史学圈内的一位女教授，我要是提起她的发色，应该所有人都能猜到她是谁。早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她曾来我的学校给讲座。但在讲座上她似乎准备不充分或者状态不好，并没有深入详细介绍她的研究。当时我还对她颇有微辞，认为她故作玄虚，便提早离场。其实，我们还分享一些共有的研究兴趣，我甚至之后还曾写邮件询问过她未来的研究方向。她最近经历了工作调动，距离我所在的大农村学校不远，因此被亚洲研究项目请来做嘉宾。她的研究比较小众，所以讲座上并没有展开，取而代之的是跟我们分享了几篇她最近写的散文和杂文。印象深刻的是一篇致敬卡夫卡《法律门前》的作品《门》，隐约可以感觉到她那种愤懑和不得意。可是，在我看来，她就好像天上虹，春风得意，如鱼得水，或许是有我不能体会的高处不胜寒吧。从只言片语中我可以听到她批判的东西，譬如，学术圈里的男性权威；小众研究的边缘化遭遇；甚至是对她开会不讲英语的嫌弃。
我问了她同样的问题，“您是怎么应付这些麻烦和困难的？”她提到冥想，甚至我们在用同一款冥想软件——Headspace（头脑空间），我们都还很着迷于创始人兼冥想导引人安迪浓浓的伦敦腔。她甚至还分享了正念的其他应用，比如mindful eating（用心饮食）和mindful walking （用心走路）。她也毫不吝啬地坦白自己也饱受间歇性的抑郁和焦虑，经历失眠困扰更是常事，她甚至给自己定下规矩，晚上九点之后不再进行电脑写作。听见这些遭遇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那个卸下盔甲重回人间的女子，温暖而可爱。
我跟一位曾因极度抑郁从哥大退学的博士聊过这几段际遇，我说，“没有任何时候能跟那几个特定时刻相比，让我真正感受到这几位学者的人格魅力。”我问他，“她们所遭受的痛苦，我也有体会，可为什么只有她们能这么勇敢地讲出来呢？”那位博士语重心长地回应到，“常见的心理问题是学术圈的职业病，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忍受。能讲出来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坐稳了或者地位高，其他人是想讲却不能讲。”我反复咀嚼着这个回答，或许是一部分真相吧。
在我待过的两个历史学系，我几乎从没听任何人谈论过这种困难。他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否本色出演，都像不可战胜的勇士。唯一有点接近的，就是系主任柯酷力曾反问我们，“如果你的导师坚决反对引入同一领域内的另一个重要学者作为你的博士答辩委员会成员，你怎么办？”在我们都陷入沉思时，他漫不经心地说道，“这就是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难题。”他并没有给出他的答案。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他这么可恶又恐怖。人生就是无穷无尽的经历和选择，我们无法左右别人怎样对待我们，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回应。不是因为吃过屎就得像坨屎，然后把屎一样的经验继续传播。比起这几位女性，柯酷力更像个巨婴，任性而偏执。在这几位女教授身上，我则看见了更多不易，更重要的，是豁达和坦然。我谢谢她们，让我在人生昏暗又压抑的时间里看见了些许光亮。